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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百二十九章 惯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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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会。”

    “尤其是宰辅级别的高官,也许,还是会被世家子弟把持,因为世家们长期联姻,相互扶持,操纵选举,事半功倍。”

    李笠说着说着,吃了一口鱼丸:“他们忽悠不了朕的儿子,就会忽悠朕的孙子...汉宣帝对儿子元帝的担心,迟早会上演。”

    话题有些敏感,不过张铤还是问:“此事恐怕难以避免,陛下有何办法?”

    “祖制,用祖制来压。”李笠答道,张铤笑起来:“祖制不过是工具,好用就用,不好用就换。”

    李笠反驳:“朕说的,是有勋贵护驾的祖制,他们是一群人,不是一个人,不是汉元帝随便玩死的帝师萧望之。”

    张铤又问:“那万一勋贵尾大不掉呢?没有哪个皇帝,喜欢成日里被勋贵念叨,因为勋贵的念叨,在皇帝听来就是威胁。”

    “如果皇帝对勋贵起了戒心,必然会起杀心,勋贵们支持的祖制,在皇帝看来,就是枷锁,愈发想要清除。”

    张铤随后提起一个极其敏感的话题:“将来,天下一统,四海升平,飞鸟尽,狡兔死,皇帝对勋贵们的看法,会变成什么样呢?”

    “陛下常说,天下大势,分久必合,合久必分,那么,自晋以来,天下分裂,意味着皇权衰弱...”

    “而天下合一,意味着皇权加强已成必然,那么,不断加强的皇权,岂能容得下军中人脉深厚却又对新君指手画脚的勋贵?”

    “当新君把勋贵整得七零八落,那么,卷土重来的士族们,岂不就能趁机填补空白?”

    这个杠抬得好,让李笠语塞。

    张铤接着说:“陛下善战,所以不会把武勋们当威胁,因为没人可以威胁得了陛下。”

    “但之后呢?比起从尸山血海里杀出来的陛下,陛下的儿孙,面对这些武勋,心里难道就不会有别的想法?”

    “用勋贵来掣肘皇帝,恐怕行不通,那该谁来呢?八座尚书?”

    张铤又说:“如今,陛下定了制度,八座尚书,五年任期,不得连任,除尚书左仆射之外,人选均由皇帝从廷推人选中定。”

    “这个制度好,如今祖仆射上任,干得是风风火火,朝士也为五年后的新一轮廷推做准备,人心思定。”

    “可将来,一旦士族卷土重来,微臣已经可以想象,他们能把这制度改成什么样子。”

    李笠想了想,说:“八座无寒士,科举无前途?”

    这个总结很传神,张铤点点头,又补充:“或许,还会以各种理由,附加各类条件,譬如,要参加科举考试,须得举荐。”

    “举荐者,须为特定品级以上官员,亦或是取消士、庶分榜,以显公平。”

    “公平?”李笠喃喃着,一脸不爽:

    士族、庶族的教育资源有天壤之别,这一点要花上一两代人才能改变,所谓的科举考试士、庶同榜的公平,其实是不公平。

    很明显,只要他的儿孙被忽悠瘸了,张铤的‘预言’,有很大概率出现。

    张铤见自己一套连环进攻,打得李笠沉默,便给出建议:“陛下想要定祖制,以特定群体来维护祖制,避免子孙乱来,本意是没错的。”

    “只不过,微臣以为,用勋贵来承担这个责任,不合适,不如...”

    “不如什么?”李笠问,张铤回答:“不如,依靠科举官僚,他们受益于科举,自然要维护科举以及新体制。”

    李笠摇摇头:“扯谈,科举官僚要成为官场主流,大概要几代人时间,朕的孙子,搞不好就已经被人忽悠瘸了!”

    “汉元帝当政期间,开启了前汉衰亡的大门,他之后,汉朝就开始病入膏肓,救都救不回来。”

    汉元帝刘奭,为汉宣帝刘询(本名刘病已)与发妻所生之子,汉宣帝对于太子,曾经有过一个著名的评价:乱我家者,太子也!

    这是因为刘奭觉得,父亲“所用多文法吏,以刑名绳下”,因而建言:“持刑太深,宜用儒生。”

    即重用儒生治国,用德政教化百姓,要“重德轻刑”。

    汉宣帝就批评:汉家自有制度,本以霸王道杂之,奈何纯任德教,用周政乎?

    自幼流落民间的刘病已,很清楚民间疾苦,明白权力的本质,也知道治国之术。

    虽然汉武帝一直在“独尊儒术”,但实际上做起来,却是另一套:阳儒阴法,或称外儒内法、儒皮法骨。

    汉武帝时期,真正的大儒并未掌握权力、居于朝堂之上。

    只有那些缘饰儒术、内行法术者才真正得势,所以,刘病已也是这么做的,以文法吏为鹰犬,严法治国。

    用酷吏打击地方豪强。

    结果太子读书读傻了,被儒生忽悠得不轻,柔仁好儒,刘病己判断儿子将来极大概率败家。

    奈何,他对患难之妻许平君一往情深,加上废掉太子的后果难以预料,所以明知道太子不靠谱,还是把帝位传给太子。

    而刘奭即位后,果然对国策进行了各种调整,其中一条,就是废陵邑制度。

    陵邑制度,就是强行将天下各地的豪强大户迁入关中,在帝陵附近的陵邑定居,成为另类的守陵户。

    这制度的目的,就是压制地方豪强,用举族搬迁、连根拔起的方式,避免其在当地做大。

    果不其然,陵邑制度废除后,各地豪强有了稳定的发展空间,大鱼吃小鱼的速度加快。

    而刘奭又要施行“仁政”,不再重用“酷吏”,朝廷少了一群专门对付地方豪强的鹰犬。

    于是,地主豪强彻底放开手脚扩张实力,土地兼并情况日益严重,引发社会危机。

    李笠不想看到这种情况发生,要用被利益集团保驾的“祖制”,限制自己后代乱搞,那么,这利益集团目前只能靠勋贵。

    但张铤的提醒,让他意识到这只是自己一厢情愿:能限制皇权的群体,本身就会被皇帝敌视,更别说这群体还握着兵权。

    他不怕勋贵乱来,也没有勋贵敢不听话,但等儿孙继位,就未必了。

    而科举出身的官僚,想要形成一个新的政治势力,成为官场主流,需要时间,一代人的时间,是不够的。

    更别说时代还有巨大的惯性,虽然寒族痛恨士族通过九品中正制把持政治资源,但这种痛恨,更多的是恨自己不是其中一员。

    这种心态,更像是后世许多人讨厌腐败,不是讨厌腐败本身,而是因为自己没有机会腐败,才怒火滔天。

    等到自己有了机会,那就是“真香”。

    士族,依旧是人们眼中真正的贵族,毕竟这观念持续了数百年,根深蒂固。

    士族女,乃至世家女,依旧是无数人希望迎娶的佳偶。

    寒族出身的官僚,无不希望自己能和士族乃至世家高门联姻,提升自家门楣。

    无数寒族子弟,都在想着自己和子孙努力,让自家累世为官,家族成为士族,成为世家。

    在人们的观念中,没有千年的王朝,却有千年的世家。

    譬如,赵郡李氏,祖上据说可追溯到战国时期赵国武安君李牧,时间跨度接近千年,所以,谁不希望自己的家族成为士族,成为世家?

    李笠记得,看过的小说里,提到唐朝宰相会以未能娶“五姓女”而感到遗憾。

    这就是时代的惯性,大到惊人,他定下的制度,若能有代表时代潮流的科举官僚群体维护,当然最好,奈何未成形。

    若靠勋贵,现在看来不妥,那么,还能靠谁呢?

    “陛下,微臣有一个办法,或许能试一试。”张铤要提建议,李笠抬手:“慢着,宦官和外戚,就不用提了,免谈!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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