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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百六十八章 宗教的两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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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,看他们的书确实比较困难。比如对“国学”的兴趣,是今天人们兴起的风潮。但第一个提出国学概念和进行系统梳理的却是章太炎,我为什么首选他的书来看呢?这里有几个原因。

    首先,他是处在中西文化对撞最激烈的前沿。他所处的时代正是西学东渐最激烈的时代,以当时世界为例,日本一直是中国文化的学生,从明治维新后改为西学为体,国家获得巨大振兴,不由不让中国知识分子警醒。再加上从鸦片战争以来,中国在政治上、经济上、军事上的处处失败,导致文化上的自卑,这是最低落的时期。第二,他是有学术能力的人。他的中国古代文化修养在当时的中国,是数一数二的,他对西方文化的学习和鉴别也是数一数二的,可以说是学贯中西,避免了一些所谓自说自话的大师们的意淫。第三,他是有实践成果的人。他是一名伟大的革命家,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中,他是元老,具有很深的政治实践功底和经历。从政治改造和经济改造来说,他有一系列的实践活动,并且取得了部分成功。成功者的学术,至少避免了发牢骚的倾向,实践者的学术,至少避免了妄自尊大的倾向。第四,他后来的学术成果和思想转变是令人惊奇的。他没有门户之见,不固守儒家一隅,甚至对道家、佛家也表示了尊敬。他曾这样评价佛教:让上智之人,不得不信;让中智之人,不能不信;让下愚之人,不敢不信。上智之人服真理,当看到真理,就不得不信了。中智之人爱挑毛病,挑不出毛病,就不能不信了。下愚之人怕因果,佛说因果,就不敢不信了。

    我最近闲着没事,以为自己可以轻松看完他的《国学讲义》,谁知道,我遇到了双重困难。第一个困难,就是按章太炎所处的时代,他有时用文言文,来讲述他所知道的西方哲学概念,这就让我理解起来比较费力。第二个困难,就是他讲的古文经学,专业性太强,对于从来没经历过这方面训练的人来说,好多专有名词不太清晰。我相信,书读百遍,其义自见,所以,就反复读,大致上知道点大概意思就觉得比较满足了。

    陶渊明在《五柳先生传》中自称:好读书,不求甚解,每有会意,便欣然忘食。我笑了,陶渊明不求甚解,不会是像我这样吧,没完全读懂?

    读了他的著作后,始终有一个感觉,就是中国古代,伪造的书籍多,没用的学问多。但有用的学问也不少,主要在先秦。但有些基本的概念倒是建立起来了。比如,道家学问中,分出两个流派,专门在政治上下功夫的,成了后来的法家;专门在出世超越上下功夫的,成了后来的庄子。但都与后来的道教没什么关系。比如佛教传入中国,并不是完全没有文化根基,庄子的《齐物论》早已在知识界深入人心,佛家的众生平等也就有了传播的基础。

    对西学了解比较深刻的中国知识分子,对学术和专业的划分比较精细,用词比较通达,他们的书看起来倒不那么费劲。这样的人物比较多,比如写中国哲学思想史的冯友兰、讲逻辑学的金克木、研究古代印度文字的季羡林等,他们都擅长用西方知识的体系工具,将中国古代文化作研究对象,得出一些新颖的结论,我也大概浏览了一遍。

    香港的饶宗颐,属中学为体、西学为用的人,虽然他处于西方文化最盛的香港,但也立足于世间,不可谓不是奇迹。

    他的书中,评述了传统文化中的大量问题,很让我开眼界。

    他引述的一段评价参禅的诗句,很有意思:“频呼小玉元无事,只要檀郎认得声”。我看到这句后,大呼过瘾。

    大家闺秀频繁地呼叫丫头小玉的名字,不是叫小玉有什么事,只是要让墙外的情郎听到自己的声音。他引用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?参禅本身并不是佛法,但可以勾引佛法的产生。或者叫做敲门砖的意思,砖设计出来是砌墙的,但也可以用它来敲门,声音大,不伤手。那么,学这些文化传统方面的东西,是否也可以成为我学习《周易》的敲门砖呢?或者,反之?

    其实,越是离我们越早的人物,他的故事失真的可能性就越大。但越是离我们近的人物,他的能力有多少,又没有时间和历史来检验,我得在选择学习对象上思量一番。

    我选中了梁漱溟。

    他是一个学贯中西的人,这个在学术界上早有定论。他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,他是民主党派领袖,也是大学者,更是中国近代革命史的见证者与参与者。他是一个坚持真理的人。早年在延安,与毛泽东畅谈学术与革命,当时毛还是共匪;解放后,在政协大庭广众下与毛分庭抗礼、据理力争,是个不怕死不认错的角色,当然后来也成了最大右派。虽然毛不喜欢他,但还算尊重他。他是一个复杂且单纯的人。复杂是他的学术思想极为复杂,但他的学术立足点又扎实硬朗。比如,他在山东进行了著名的乡村实践,将中国农村改造的理论,用具体的一个地方进行实验,这才是科学精神,比那些坐而论道的人强多了。他是思想家、革命家、实践家。八十年代,在世界上突然出名,西方有人居然把他比喻为:中国最后一位儒家。这有点搞笑,他终身信佛,从未娶妻,这就背叛了儒家了;他每天打座,每顿吃素,典型的佛子,何来儒家之说?当然,从对儒家学术的解释及整理的能力来说,他对儒家也是有很大贡献的。但中国最后一位儒家这顶帽子扣在他头上,只能让他本人哭笑不得。

    当然,民国时期信仰佛教的名人不只他一个,比如国民政府主席林森,比如弘一法师等。但是,最近的人物,人生经历最丰富、学术成果最系统、身边事迹最可考的,肯定要属于梁漱溟了。

    他由于对西方哲学思想的系统学习,善于用西方哲学的框架和西方科学的思维来解构、重塑中国文化,得到大量的结论,不一定都正确,但我学习他,将他思维过的东西看了,就避免了自说自话的重复思考,这是经济的、站在高人肩膀的做法。

    他从概念范畴矛盾运动等西方哲学的基本方式,来分析中国传统宗教的产生和发展,一下就让我看得明白了。

    比如,他说宗教的二重发展方向:解决现实问题、解决精神问题。这两个方面给我巨大的启发。

    对于农村妇女来说,宗教功能偏重解决现实问题时,经常坠入迷信。中国的农民苦,农村的妇女最苦,现实的压迫使她们所有的努力,都看不到回报。所以,她们只得将希望寄托在超自然的力量上面,希望有神力来改变她们现实的处境。神力改变的依据是什么呢?在中国,往往是道德。因为在道德这个层面,富人和穷人起点是一样的,可以获得平等的精神体验。农村妇女又是受传统道德束缚最重的群体,她们甚至误以为自己的道德是自己唯一的优势,在神仙帮助的对象中道德是首选的条件,所以,她们就认为神仙最应该帮助自己。对贫穷和不公命运的恐惧加上对神力的希望,让她们宁愿迷信,要不然,她们还有什么希望呢?

    对于知识分子来说,宗教的功能偏重于解决精神问题。精神问题是怎么产生的呢?人脑的功能从解决生存问题后迅速发展,几乎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。人类面对现实的有限性,也就是不自由;人类在思想能力上的无限性,也就是思想自由。这一对矛盾造成了精神上的巨大落差,人们在这落差之间的空白处,要寻找答案,就成了宗教的任务了。

    这是需求端解释宗教的两种倾向。

    从供给端来说,你这个宗教,起码得提供两个东西。第一,你得有神,至少一个,上帝也好,真主也好,总之得有神,且这个神有力量。要不然,人们要求你提供神力时,你拿什么出来?这是利用人类最基本感情驱动力之一:希望。第二,你得给死亡一个说法。天堂也好地狱也好,六道轮回也好,总之,你得告诉人们死亡后的去处,让生的人对死亡有把握。这是利用人类最基本的感情驱动力之二:恐惧。

    但是,仅有这两端,就概括了宗教问题吗?

    不能。因为在精神层面,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结合点:实践。科学精神就此产生了。科学是为实践提供有用的想象,既对物也对神。刚开始我也把科学实践与宗教对立起来,认为这是绝对不同的两个领域。但在梁漱溟的世界,这两者是融合的。

    比如,他的社会科学是实践。他所推行的山东的乡村实验,就是具体的实践活动,然后在这实践中,不断修正自己的假设,得出实在的结论。当然,他的宗教也是实践。他是一个严肃修行的佛教徒。一生不结婚,不吃荦,每天打座念佛号念经文,他用一生的时间来实践宗教的教义,这也是一种科学精神。

    好奇怪的宗教,好奇怪的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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